從《左傳》賦詩的傳統開始，外交使節與詩賦並結下不解之緣。使節之詩不單只是風土人情的記錄而已，也反映了（一）「自我/他者」的相互觀看（二）新舊事物與價值觀念的衝撞與融合（三）對商業或社會的實境等不同面向的反映。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確立以後，決定了東亞諸國外交往來的基本形態。晚清國族主義興起，中國與世界的外交形態進入世界體系之中，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正式走入歷史。然而不論任何一個時期，漢詩在東亞各國的往還之間始終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同時使節的遊記也是彼此觀看的重要史料。例如琉球的歷史與明清兩代的琉球冊封使關係極其密切；晚清大詩人黃遵憲，在近代外交史上也具有一席之地，其作品同時廣受中日兩國讀者的歡迎。另一方面，異域的流傳也造就了詩人的聲名。曹弘《畫月錄》曾以乾隆時期的詩壇為例，說道：「京朝好名者往往結交聘使，冀其流譽異域，故李純客有凡詩編流傳他邦者，皆非佳作之論」，詩藝良窳且先不論，外交使節是流傳異域最直接的管道。綜上觀之，東亞各國使節的文化書寫，既是相互觀看的窗口，也是彼此發聲溝通的場域。甚至也有可能成為形塑一個國家或區域文化意象（與想像）的憑藉。
種種史料說明：原來江戶時代長崎對華貿易金額遠大於西洋貿易；大明律、大清律為東亞儒者關心的焦點；從商品的角度看，摺扇起源於日本，後經高麗傳至中國；日本發明醬油後，席捲中國東南沿海；西湖曾經是東亞知識人共通的憧憬與夢想，日本、韓國、越南諸國都有想像的西湖風景；日本中世五山禪林每每以中國禪林傳承法系高自標置；普陀山（補陀洛伽山）的記載雖然出自於佛典，但中國、韓國、日本（約有二百餘處）、越南、西藏都有各自的普陀山；中國方面許多佚失已久的文獻皆在海外發現，例如晚明最重要的白話小說之一馮夢龍《三言》，還有皇侃《論語義疏》，皆在日本發現完整本；十六世紀後半風行中國的白話小說，成為東亞諸國學習中國白話的教科書；朝鮮半官方纂修的醫書《東醫寶鑑》一出版，立刻就吸引中國、日本醫家的矚目；琉球儒者程順則刊刻《六諭衍義》，立刻奠定在東亞儒學史屹立不搖的重要地位；韓國延世大學收集近世日韓儒者之間的漢文筆談集數百部，擬申請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。這種種例子說明：近代化歷程以前的東亞，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，東亞諸國有某種共同的溝通方式（特別是書寫文字為主要方式的「筆談」），有相當類似程度的知識結構，其價值觀念與審美經驗也具有高度的同質性，這種彼此共通的精神圖像與價值追求，或可暫時稱之為「東亞文化意象」。
這是一個舊傳統，但從現代學術意義的眼光來看，卻又如是新穎。
雖然在進入近代化歷程以前，東亞諸國的文化意象有一個共通的文化基礎，但不同的風土人情，也造就了表現方式的大異其趣，決不可一視同仁。例如日本明治維新最重要的精神源頭之一是陽明學，但日本的陽明學在內涵與表述，與中國的陽明學其實大相逕庭。此次研討會主要在提供一個跨世代、跨科際的對話平台，希望能夠相互激發，繼續深入探討東亞文化意象與使節詩學的種種可能。
